中國首例信用卡“盜碼案”偵破記
  劉翔
  信用卡,如今已是當今世界上廣泛流行的一種先進的金融支付工具。當你在逛商場購物或上飯店用餐後,結賬時不用掏出現金,只需瀟灑地取出信用卡,讓服務小姐朝POS機上一刷,瞬間就OK了。同樣,你如把信用卡往ATM機內塞入,輸進密碼,錢就會自動地吐出來。真可謂“一卡在手,走遍天下”。
  然而,伴隨著信用卡工程的不斷發展壯大,利用高科技手段進行全球性信用卡犯罪的活動,也隨之呈猛烈的上升趨勢。給持卡者、發卡行、特約商廈、收卡行帶來了極大的金融風險。眾多的“刷卡族”只得在忐忑不安中艱難地瀟灑。本文披露的是上海警方成功偵破的新中國成立以來首例信用卡“盜碼案”。
  香港:信用卡國際組織亞太地區保安部
  香港,是個國際上著名的金融中心之一。因而,信用卡的使用極為廣泛,幾乎達到人人一卡的程度。 1997年的2月,有11名香港商人相繼驚詫地發現,自己手中的VISA信用卡賬戶上有在日本大宗消費的記錄,透支金額累計高達21餘萬港元。可是,近一時期,他們中沒有一人去過日本,怎麼會有這巨額的消費?
  經過仔細回憶,信用卡並沒有借給他人使用過,也沒有遺失,更沒有遭到偷竊。信用卡國際組織亞太地區保安部和香港信用卡風險管理委員會經過對案情的反覆研究,共同斷定,只有一種可能,即11張信用卡的密碼被他人盜取後,通過國際信用卡犯罪集團製作成了偽卡,然後被投放到異地的消費場所去進行瘋狂的惡意消費。
  這種令信用卡國際組織始終擔憂與困擾的利用高科技手段進行的信用卡犯罪活動,終於也不可避免地首次在中國境內出現了,這對從1980年代就開始開展國際信用卡代辦業務的我國金融界來說,無疑是一次不願看到的、頗有幾分“殘酷”意味地和“國際接軌”。
  應該說,類似的犯罪活動在國外早已屢見不鮮。以後,由新加坡開始蔓延到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地區及日本等國。其作案方法主要就是盜竊信用卡磁條上的密碼。即SKIMMING。然後串通收銀員、服務員等,利用替客人結賬的機會,將其信用卡在預先準備好的機器中 “神秘”地刷一下,這樣整個磁條上的個人資料就全被“盜版”下來。並將有關賬戶密碼及磁條上的其他資料輸入製作成的偽卡之中,大量投放到市場上進行欺詐活動。通過一瞬間的瀟灑一“刷”,稍縱即逝地將他人銀行賬號中的存款變成自己的財富。
  根據此案涉及到中國多個城市以及中國香港、日本的東京、大阪等地的複雜情況,信用卡國際組織亞太地區保安部和香港信用卡風險管理委員會的高層人士經過慎重研究,決定請求上海警方立案偵查。因為他們相信處於國際大都市的上海警方一定有能力偵破此案。
  2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收到了VISA信用卡國際組織從香港派專人專程送來的報案文件。在文中該組織特地明確表明:這起在甲地盜竊信用卡密碼,在乙地製作成偽卡後,到丙地實施惡意消費的案件在國內尚屬首例,能否成功偵破此案無疑是對上海警方的一次挑戰。
  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
  素有“金融玩家”剋星之稱的上海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八支隊的偵查員們從VISA信用卡國際組織的“特使”的手中接過了這一“令箭”。他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一嚴峻的挑戰。由於擁有信用卡的11名港商,其經商、旅游的蹤跡遍佈內地沿海各大、中城市,要在如此廣泛的地域中,查獲狡詐的“盜碼者”的蛛絲馬跡,顯然是大海撈針。經過對VISA信用卡國際組織送來的報案文件進行仔細的分析研究後,他們發現這11名港商近期曾數次到達過上海,並多次有信用卡在滬消費的記錄。於是,決定首先將上海列為此案的偵查重點。
  據此,偵查員們立即運用刑事偵查中的系統論的原理,用嚴密的邏輯推理的思維方法,採取縱向排摸與橫向排摸相結合的措施。
  依據總體方案的要求,偵查員們立即行動起來,分兵上陣,進行緊張的排摸工作。很快,在一個個交匯點上發現,這11名港商1996年12月及1997年1月均都曾先後在上海的一家五星高級賓館逗留和消費過。但偵查員們經過分析認為,這家外資星級賓館的管理制度十分嚴格,平時商業信譽頗佳。賓館管理層決不會因為“小錢”而去犯有損堂堂五星級高級賓館聲譽的“低級錯誤”。而如果是賓館中的雇員個人作案,那麼最起碼也應具備接觸客戶信用卡的條件,有履行信用卡結賬的職能,並具有“盜碼”的時間和工具。最後,作案人一定與境外信用卡犯罪集團有某種聯繫和勾結。
  可是,當偵查員在這家賓館方面的配合下,深入賓館有可能與有條件接觸信用卡和那11名港商的有關崗位、員工進行明察暗訪,苦苦排摸了數天,發現具備以上條件的崗位、場所達數十個,員工則高達800多人。這無疑給進一步偵查帶來了困難。殊不知,在這樣一知名度頗高的涉外星級賓館內,任何一舉一動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帶來不可輓回的“國際影響”。
  偵查員們決定暫時撤離賓館,迅速對案情進行重新研究。終於發現,在VISA信用卡國際組織送來的報案文件中,11名港商提供的信用卡消費記錄,僅僅是他們自認為有可疑之處的那部分記錄,並非是全部的信用卡消費記錄。這樣,顯然不利於偵查工作全面、深入地展開。
  於是,偵查員們連夜電告香港方面,請立即傳回涉案人所持信用卡的全部消費記錄。兩天后,一份完整齊全的涉案人所持信用卡的全部消費記錄重新擺到了偵查員的案頭前。面對一份份紛繁複雜的材料,偵查員以職業所特有的細心和耐心,一一加以梳理。根據相關數據和時間、地點,製作了一張標有坐標系的圖表。漸漸一個“坐標點”在這張圖表中不斷出現,和那11名港商在這家賓館消費的時間、地點完全重合,且此人的職務、身份具備作案條件,他就是收銀員領班董峰,此人顯然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偵查員果斷決定,立即將董峰傳喚到案。
  很快,年輕的白領董峰站到了偵查員的面前。長相斯文、一身西裝革履的董峰,並無任何犯罪前科,給人的感覺似乎亦非是狡詐之徒。針對偵查員的訊問,他竟用平靜的語調,回憶了發生在數月前的一幕幕往事。
  上海:靜安希爾頓酒店
  這家頗具典雅歐陸風情的高檔涉外五星級賓館坐落在上海鬧市中心,年輕的董峰,能有幸成為這家賓館的收銀員領班,無疑是上海灘上眾多的白領人士中的佼佼者。作為一名中層管理者,他是盡職的,很為賓館大老闆所賞識。
  1996年12月的一天,他的手下、在賬台擔任收銀員工作的翁芸小姐突然來找他,說是自己在另一家高檔涉外賓館做會計的丈夫,日前接到目前正在日本留學的一個中學同學的來電,請他幫忙在上海搞一個市場調查。但調查者一定要有條件接觸客戶的信用卡,於是丈夫便讓翁去完成。可翁雖說有條件接觸信用卡,但因僅僅是個普通的收銀員,所能接觸到的客戶信用卡資料十分有限。加上賓館內的管理制度又嚴格,一坐上收銀台就不許隨便走動,前來自己賬台用信用卡結賬的客人又少,而市場調查的任務又相當緊迫。故只好懇請擔任收銀員領班的董峰幫幫忙,因為只有他才能在較大的範圍內掌握和接觸來賓館的客人的信用卡使用情況,並告知這一切不會讓他“白做”的。
  聽說只是配合搞次市場調查,望著一臉愁容的翁芸,作為其上司的董峰便不假思索地爽快答應了。隨後,翁芸便悄悄地拿出一隻香煙盒大小的微型刷卡機交給董峰,並手把手地教會他掌握了使用方法。為充分調動董峰參加市場調查工作的積極性,翁芸不惜先拿出自己的3000元人民幣作為報酬預付給他。
  由於作為賓館收銀員領班的董峰的積极參加,對信用卡客戶的“市場調查”的速度明顯“提速”。僅1997年的1月,他們就在這家賓館及附設的商場、餐廳、咖啡館用刷卡機對客人的信用卡“調查”了數十次,至於確切的數字,到案後的董峰、翁芸也記不清楚了。
  根據董峰的交代,偵查員們連夜將翁芸及其丈夫、在國際貴都大飯店財務部工作的王濤抓獲。經過突擊審訊,離奇的信用卡謎案,終於真相大白。原來,早在1996年的11月的一天,王濤接到一個名叫王斌的中學同學從日本打來的越洋電話,要求他利用在涉外高檔賓館工作之便,幫忙搞一個“國際市場調查”。方法很簡單,即在賓館內的客人用信用卡消費或結賬時,先將其信用卡在事先準備好的微型刷卡機上悄悄“刷”一下,以收集持有VISA卡的國際旅行者的個人資料。並慷慨地告訴他,每“刷”一下,獲取到一條信息後,便支付給他500元人民幣的勞務費。
  王濤回到家中後,便將此事告訴了在賓館擔任收銀員的妻子翁芸,讓她共同參與此項“市場調查”。因他本人沒有機會接觸客人的信用卡,而妻子卻是個和信用卡“打交道”的人。
  幾天后,王濤夫婦接待了一個通過王斌介紹認識的、名叫李寧的青年男子。此人十分神秘地從隨身攜帶的皮包里取出一隻香煙盒模樣的機器,交給王濤說,這是只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用於市場調查的高科技產品,並具體告知了他們如何操作的要領。
  同年12月,翁芸便利用自己收銀員工作之便,先後10次暗中將客人的信用卡在微型刷卡機上一“刷”而過。而李寧卻對翁芸的“調查”進展速度,多次抱怨太慢,影響了整個“市場調查”任務的及時、順利的完成,讓她能否再多動員些同事參加“調查”。
  無奈之下的翁芸,只得找到頂頭上司、收銀員領班董峰。在董峰的大力“支持和參與”下,此項“市場調查”任務果然及時、圓滿完成了。李寧滿意地將2萬元人民幣的勞務費“甩”給了王濤夫婦,翁芸則拿出1.5萬元交給了董峰。
  而那名叫李寧的青年男子,手捧翁芸交還給他的那隻存儲著大量有關信用卡持有者的個人資料及密碼的微型刷卡機,心頭不由掠過陣陣狂喜,隨即將它送到境外。在境外,這台微型刷卡機十分“真實”地顯示了竊取到的信用卡內的全部機密資料。國際信用卡犯罪集團據此迅速製作成了偽卡後,投放到日本的東京、大阪等地的娛樂、消費場所,被惡意消費了21萬港元。而這所有的一切,猶如乘人不備盜取了主人的房門鑰匙,主人在毫無知覺的情況下,順利地打開房門大肆盜竊室內的財產……
  如何定罪,專家會診
  經過一個月的艱苦征戰,刑偵總隊八支隊的偵查員們終於成功地偵破了這起國內首例信用卡“盜碼案”,為上海警方、為光榮的“803”爭得了榮譽。 VISA信用卡國際組織專程送來了紀念獎牌,褒獎中國刑警的卓越功績。此案同時被評為1997年度上海刑偵破案精品獎。
  然而,案件雖然偵破了,犯罪嫌疑人王濤、翁芸夫婦和董峰也已歸案。但面臨“信用卡犯罪”這一新類型案件,在警方實施嚴厲打擊的同時,留給我們的司法機關乃至刑事法律所需思索與反思的“難點”顯然不可避免。因為,就在檢察官將他們三人送上刑事被告席時,法官和刑法專家卻開始大撓其頭:這類案件究竟該如何定性、量刑呢?
  1997年12月,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以“盜竊罪及竊取商業秘密罪”對王濤、翁芸夫婦和董峰向法院提起公訴。但當此案在靜安區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後,由於案件類型新穎、案情複雜,法院方面即邀請上海社會科學院和各大專院校的知名刑法專家進行座談“會診”。但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多數刑法專家的意見是:公訴書中對王濤、翁芸夫婦和董峰認定的罪名值得商榷,他們指出:本案被告的行為雖對社會危害性很大,但目前收集到的證據僅限在國內,缺乏許多環節、細節上的材料,對整個集團性犯罪的全過程還不明瞭。因此,從現已掌握的卷宗材料來看,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條文,似難認定已構成“盜竊罪及竊取商業秘密罪”。
  華東政法學院的朱教授認為,如果本案有充分的證據,可定為“偽造信用卡罪”,但這一罪名須是“共同犯罪”。而“共同犯罪”的前提是“偽造信用卡”的所有涉案人都有“共同犯意”,而本案三被告自述的“目的”是“搞市場調查獲取信息”。刑法未規定竊取信用卡密碼是犯罪,故從法律觀點看,以盜竊定罪是不妥的。知名刑法專家蘇教授則說,在證據不全的情況下,以“盜竊罪及竊取商業秘密罪”為本案定性似顯粗疏。本案最終定性只能是“偽造信用卡罪”。但偽造及使用過程均在境外,如沒有足夠的證據能夠說明是境內外合謀作案,則較難定罪。
  毫無疑問,圍繞這起由信用卡而產生的類型新穎的案件,對其如何定性,已引起法律界、司法界乃至社會公眾的廣泛關註。
  1998年5月14日,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經過長達半年的審理、論證,認為王濤、翁芸和董峰三名被告為他人偽造信用卡提供幫助,其行為已經構成“偽造金融票證罪”,被告人王濤、董峰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翁芸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緩刑兩年。同時,處罰金人民幣5萬元,追繳非法所得。公正的法律,終究給了他們應有的處罰。
  加強防範,刻不容緩
  此案被成功偵破的消息在當時極大地震動了世界上各大信用卡公司。日本JCB信用卡公司、萬事達國際信用卡組織等均要求上海警方為他們作專題介紹和經驗交流,共同研討如何堅決遏制此類案件的發案勢頭。在會上,專家們不無憂慮地指出,透析此案,用那麼小的“刷卡機”(實為“解碼器”),通過十分簡單的操作,即可獲取信用卡磁條上的所有用戶資料,其犯罪手段可謂高精尖。可我們國內接受信用卡消費的賓館、商場等收銀崗位的員工,卻對這一犯罪手段缺乏最基本的常識,根本不瞭解其背後的奧妙。在國內對信用卡知識的普及還很薄弱,強化對信用卡犯罪的設防機制還不健全。若在國外,誰會相信這是在進行“市場調查”?在這方面,一旦我們無知,便會被境外的犯罪分子所利用。而這一切或許還僅僅是開始,那種“一卡在手,走遍天下”的瀟灑,也許將會顯得越來越“艱難”起來。
  上海警方決心在進一步加大打擊信用卡領域的犯罪活動的力度與廣度的同時,擬定與信用卡市場發展規模相適應的預防、控制信用卡詐騙犯罪的戰略總體規劃,並按照確定的工作步驟分階段組織實施,如目前正在積極推行的“金卡工程”等,以便及時、有效將各種信用卡犯罪活動消滅在萌芽狀態。據2013年1月15日上午市公安局經偵總隊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披露:僅2012年年末至2013年年初,上海公安經偵部門在全市範圍內針對偽卡、套現、涉網類銀行卡犯罪開展專項打擊,成功破獲利用高科技手段實施的銀行卡犯罪案件80餘起,抓獲犯罪嫌疑人100餘名,追繳涉案贓款共計900餘萬元。
(編輯:SN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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